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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鹰娱乐平台官网_伊沛霞:北宋的亡国充满偶然性,对宋徽宗的非难是知晓结局的后见之明
  • 更新时间:2020-01-11 16:28:46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 4256
[摘要] 亡国的教训,徽宗父子罕见的悲惨经历,以及徽宗本人超绝的艺术造诣,使得对徽宗的论述自古便层出不穷。但在伊沛霞之前,近世对于宋徽宗的学术研究中,全面梳理徽宗生平的传记仅有三部。北宋的亡国充满偶然性,对徽宗的非难是知晓结局的后见之明。这并非为徽宗翻案,伊沛霞的目的是解释。伊沛霞认为,相比于欧洲的“同行”,徽宗所受苛责太甚。因而,除却对徽宗的个性,及其面临局势的理解,她又多了一分来自西人的“理解之同情”。

文章内容

大红鹰娱乐平台官网_伊沛霞:北宋的亡国充满偶然性,对宋徽宗的非难是知晓结局的后见之明

大红鹰娱乐平台官网,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2期,原文标题《伊沛霞:还原更具人性的宋徽宗》,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刘畅

成为皇帝之前,赵佶首先是一个人。美国宋史研究领军学者伊沛霞尝试用宋徽宗本人的视角,还原他传奇跌宕的一生。

宋徽宗赵佶

一位不务正业的皇帝鱼肉百姓,沉迷道教,不问朝政。整日在宫中醉心于绘画、书法和奢华的园艺,搬运“花石纲”,惹得百姓揭竿而起,又愚蠢地背弃维系了百年和平的盟约,与更为凶狠野蛮的敌人联合,终致引狼入室。国都被破,皇帝本人和公主、嫔妃被悉数掳走。女眷惨遭蹂躏,自己也客死异乡。

这是宋徽宗吗?一位学识和艺术造诣均极高的人,会意识不到自己皇帝的职责?他又如何能够“恰好”做错了所有的事,仿佛就是为了让世人获得一个现世报的教训?

宋徽宗赵佶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ery)首次用一本传记的篇幅,试图接近徽宗本人的视角,还原他所处的情景,为在“昏君”和“艺术巨匠”这两个迥异的面孔间摇摆的宋徽宗,重新注入血肉。她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从作为端王的少年赵佶开始,书至他17岁零3个月时继承大统,一直铺展到禅让于儿子钦宗,乃至被金兵俘虏后,客死五国城,呈现了徽宗53年的人生全景。

乍看起来,为宋徽宗做传的人似乎不应是一位距他去世近千年后的美国历史学者。亡国的教训,徽宗父子罕见的悲惨经历,以及徽宗本人超绝的艺术造诣,使得对徽宗的论述自古便层出不穷。但在伊沛霞之前,近世对于宋徽宗的学术研究中,全面梳理徽宗生平的传记仅有三部。而这三部著作,名为传记,实则不是并未脱离道德审判和形象割裂的窠臼,就是更加注重梳理北宋末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徽宗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对宋徽宗片面、割裂的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判定对错,它们与看待历史的视角相关。以传统的历史学家来看,在从历史中获得教益的“沉重枷锁”下,人们更关注君主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思索制度与朝代兴亡的问题,徽宗是皇帝的注脚。

但是,相比于制度的反思,曾深耕家庭史和艺术史的伊沛霞更关注赵佶个人命运的沉浮。十几年前,她在编纂论文集《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时,便开始冲击徽宗的刻板形象,把徽宗对艺术的贡献,拉进政治文化史中。又有《积累文化:徽宗的收藏》(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的专著,将作为艺术家的徽宗与北宋后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而十几年后,她在徽宗的传记里,把他的各个侧面融为一体。

美国宋史研究领军学者伊沛霞(黄宇 摄)

伊沛霞的梳理不是流水账。依据史料,蔡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诫,这些不同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精确地出现在他们所处的具体年份,他们的各就各位,使读者贴近宋徽宗的视角成为可能。王安石变法的余绪;本朝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党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遗训下,宋金联盟的权衡;出兵燕都与镇压方腊的矛盾,徽宗面临的抉择由此被一一引出。而在伊沛霞看来,这些抉择之间并没有因果联系,也并不能指向最终的悲剧。北宋的亡国充满偶然性,对徽宗的非难是知晓结局的后见之明。

这并非为徽宗翻案,伊沛霞的目的是解释。成为在皇帝前,赵佶首先是一个人,他在位时的种种独特性,便能够通过展现这个人的个性得到理解。她透过史料看到,端王赵佶儿时的模板是自己逍遥的皇叔,他在宫中长大,饱读诗书、熟稔礼仪,但他的哥哥是哲宗,他无意于皇位,而是倾慕绘画与书法,更想做一个文人。直到没有子嗣的哥哥突然驾崩,他因为顺位靠前,被推上皇位。他在位后对艺术的偏爱,便能够得到阐释。徽宗对道教的偏好,也可如是理解。

同时,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伊沛霞始终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宫廷之间的差异,“试图转换视角,至少稍微偏重中国君主制度与其他国家并不无导致的那些特征”。依照欧洲的经验,统治者理应被视为高贵奢华的,建造华美的宫殿,吸引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构建丰富的皇家收藏,乃伟大统治者的分内之事,值得赞许。伊沛霞认为,相比于欧洲的“同行”,徽宗所受苛责太甚。因而,除却对徽宗的个性,及其面临局势的理解,她又多了一分来自西人的“理解之同情”。

如今已经年逾七十的伊沛霞,是继史景迁、余英时那一代史学大家之后,西方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她早已度过为下一篇学术论文的主题忧心的年纪,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驰骋。之前,她看到基因研究的成果,便探索起通婚、移民与汉人基因同质化的关系。本刊记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见到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围绕她的《宋徽宗》,和她聊了聊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腊梅双禽图》,绢本,宋徽宗绘,中国四川省博物馆藏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成名作是1978年出版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当时为何会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又为何后来会从唐代转向宋代,尤其是宋代的家庭史研究?

伊沛霞:实际上并没有很特别的理由。我读本科时,为了拿到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位,需要上一年非西方文明的课程,我得从印度、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中选一个。我还记得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时,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家若想建构社会学理论,就必须至少对东方有所了解,而了解中国是了解东方的一个很好途径。因而,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组织。我便选择了中国的课程。而在上西方文明进程和中国历史的课时,我也发现,与欧洲历史往往关注一些小话题相比,中国历史中仍有许多宏大的问题可以探讨,它们推动着我不断深入。

因为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与现在完全不同,人们不再仅仅关注领袖人物和战争,而更加关注普通人和流行文化。比如士大夫,这些人虽有一定地位,却并非在国家事务中一锤定音的人物。从他们的家庭史中,我们能看到更广大人群的生活图景。

同时,我看到20世纪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系统的研究很有趣,欧洲历史学界那时也有对欧洲家庭史的类似研究我转而对家庭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倘若研究朝代史,因史料所限,大多以男性居多。但因为印刷术在宋朝得到广泛应用,宋朝有大量的印刷品和上千份墓志铭,且墓志铭中五分之一都和女性有关,我有机会借此回答更多问题,便在完成了关于从汉到唐的名门大家的学术论文后,转向了以宋代女性为主的家庭史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最开始是如何认识宋徽宗的,为何在家庭史研究后,会从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单单选择为他写一本专著?

伊沛霞:正如刚才所说,我起初一度很喜欢人类学,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对亲缘关系很感兴趣,最终将女性作为我主要的研究主题。之后我开始考虑,接下来将做什么。上世纪90年代时,因我被邀请编写《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我需要引入更多视觉方面的材料,从视觉的角度思考文化。在读艺术史时,我发现如果我们现在去了解他人,可能会关注衣着,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明白那些衣着代表什么,他人的外表也给我们留下印象。但在做历史研究时,我们基本上只会关注文本。这种文字优先于图像的研究定式令我反思。我于是思考,能否更深入地了解视觉方面的素材,我就此写了一些有关皇家仪仗的绘画,以及其他塑像的论文。而在那其中,我发现如果从事视觉方面的研究,我会不可避免地更关注宫廷。我于是遇到了徽宗。

我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画册中看到徽宗所画的禽鸟图,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喜欢绘画和书法,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审美的著名画家和收藏家,而不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研究了他的生平后,我被他人生的戏剧性所吸引,觉得很值得为他写本传记。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前朝,宋代的特点是什么?宋徽宗继位时,宋朝又处于怎样的状况?

伊沛霞:徽宗于1100年继位。放眼世界,欧洲那时正处在中世纪,社会和国家相比前两个世纪有一定发展,但比不上当时的中国。而相比唐,宋在社会结构上有一定的继承性,贵族群体仍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随着教育的普及,宋代出现了更广大的受教育阶层,科举变得日益重要。后世也能从大量文献中获得了更多史料,比如统计数据等。这可能是宋与之前的朝代最大的区别。

我认为,徽宗继位时,北宋正处于繁荣时期。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北宋与辽国达成的澶渊之盟有些屈辱,但是那个盟约造就了很长的和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常见。战争非常昂贵,如果不花那么多钱打仗,商业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人口也会增长。士族阶层在当时很发达,我们所了解很多伟大的作家和政治家也出现那个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你作为一位21世纪的外国学者,在想象和呈现一位1000年前的中国皇帝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伊沛霞:西谚有云,“过去即异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如果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会突然对自己有新的了解。你会看到别人做事的方法与你不同,想法也与你迥异,于是你会思考你自己的行为方式。我认为沉浸在历史中,也是非常相似的体验。你需要尽力把自己打开,了解当时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当你看史料时,你会发现,当时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徽宗和他的臣子观点就并不一致,你需要始终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当时纷繁的事务,大臣们各自怀有的心机,以及层出不穷的决定,这确实很有挑战性。

而且,对于现在的学者来说,看到一个术语,直接用网络搜索是否在别的地方也会使用;同一个事情,搜索有没有用其他术语来描述,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中国告示的论文时,我就一直在做从一个涉及告示的术语,检索其他术语的事。

但当我刚开始做学者时,没有网络搜索的途径,为了写作某个特定的专题,就必须经常通读整本的书,记大量的笔记,这也算个不小的挑战。可是,话说回来,广泛的阅读是一种必需的平衡。即便当前关于徽宗时代的电子数据,仍是支离破碎的,只能找到大致的材料。学者们若想了解那时人们真正的想法,仅仅通过检索术语仍是不够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书中,曾用“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来形容皇帝把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方的官员都集中在朝廷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能让西方读者更好理解的策略。在你心中,你预期的读者是什么群体?

伊沛霞:虽然可能将会是中国人更多地读这本书,但它本身是为西方人写的。他们会更容易理解“联合政府”的概念,可以想象它的样子,以及它难以长存的特性。

其实这种传记是一类书。在我上大学时,有一位名叫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著名英国学者曾写过很多大众读物,比如白居易的传记。我发现如果你能描述出一个人完整的生活图景,就可以把读者拉进来。所以,我的初衷是也写一本历史学者之外的人也能理解的书。虽然这本书肯定不会是外国读者读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我极力让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读懂。

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我认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让读者看到中西方之间尤为明显的差异是很有用的。比如,虽然大部分宋代的遗迹都已经消失,但如果你在欧洲旅行,会看到欧洲中世纪的教堂和宫殿经过许多变迁之后,至今仍然耸立在原地。很多人游览凡尔赛宫后,就会对皇宫的空间有直观的感受。当他们再多读些资料,就会发现大量贵族可以随时出入皇宫,而中国的宫廷却不是这样。我把这两者并置,呈现出他们的区别,人们就会对中西宫廷之间,空间上的差异有直观的感受,但如果我不这么写,人们就不会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看起来,宋徽宗乃至中国的皇帝,会比西方的皇帝孤独得多,你觉得它的后果是什么?

伊沛霞:这是很吸引我的一个问题。中国的皇帝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忌惮他人觊觎皇位,即使最亲密的关系也要与他隔阂。虽然我想不出这是如何造成的,但很难接近皇帝应该是真的,也许后宫中只有女人之间能更加亲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这本《宋徽宗》之前,中西方史学界中徽宗的形象有何差异?在这背后,研究方法上是否也有不同的侧重?

伊沛霞:实际上,我认为不存在很大差异。我们知道,大部分中国学者沉溺于宋徽宗是北宋亡国罪魁的论调,西方也如是。但是,当你把这些观点放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它们可能与史实不相符,宋徽宗只是宋史中的一部分,而不应是亡国的原因。并且在英语世界中,也有像徽宗这样更像艺术家的君主,但中国的传统观念会谴责才艺超群的君主喜好艺术,生活浪漫。徽宗搬运“花石纲”在宫中修建艮岳,耗费大量钱财,他因此背负骂名。但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这也称不上夸张。也许是因为欧洲的君主之间会竞相攀比,甚至到对方的宫殿中参观,所以修建宏大的宫殿就显得稀松平常。

我认为中西方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似的。相对而言,中国这边更注重讲述一个道德故事,而在西方历史传统中,人们往往会认为,英雄也有缺点。所以,人们不会只从一个角度讲述故事,事情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并对两方面都做出解读。而这可能更像是一个研究的假设,而非研究的方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徽宗以信奉道教著称,并在全国大力推行道教,却似乎对经济、军事的问题没有投入相同的精力。在当时的统治环境下,将宗教作为政治手段,有多大作用?对经济和军事的轻视,徽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伊沛霞:如果只利用宗教的仪式和象征意义来统治国家,我会认为徽宗是一个过于有雄心的君主,但徽宗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宗教表演,他就是一位道教徒。我认为他对政治有兴趣,可是对军事一无所知。但这可能几乎是所有宋代君主的通病,因为他们都远离军队,他们不会去视察军营或演习。即使是徽宗的前任,面对辽时,也只与辽的军队在会盟时见过一面后,就将谈判的事务交给了大臣。金则完全不同,金的统治者会直接与他的臣民对话。

我认为,这是宋朝政府结构性的弱点。但从大臣的角度来看,他们极力防止君主有过多的权力,这能保证皇帝不会参与重要的事务,为他们处理政务省去麻烦。明代也是如此。如果君主直接给军事将领下令,或直接做出军事决策,历史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把徽宗还原为一个丰满的个人,还有没有必要将他同其他的皇帝作比较?评判一个皇帝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伊沛霞:我对皇帝的比较在之前那本书(《徽宗与北宋晚期的中国:文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文化》)的最后一章,我提到了乾隆。如果将徽宗与另外的皇帝作比较,乾隆无疑是最合适的。而我们会更青睐乾隆,毕竟他没有以悲剧收场。而如果辽能够挫败金的反抗,宋徽宗兴许也会得到乾隆一样的评价。如果他像乾隆一样,他可能还会统治10到20年,他会恢复更多的仪式,有更多收藏,写作更多与艺术相关的著作。若当真如此,徽宗将看上去会更像一个复兴文化的君主。

人们也会把徽宗同与他相反的君主作比较,比如唐玄宗和明太祖。因为作比较能够让人更好地反思,所以任何形式的比较都可以。我认为比较可以用来去发现人物与众不同的特点。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君主对你的研究都同等重要,只是当你把两位君主放在一起时,你会比单独考察时获得更丰富的面向。所以,当你把徽宗当作君主看待,那么与高宗的比较更为合适。高宗其实也非常擅长书画,有相当的审美品位,但他与徽宗所面对的局势完全不同,他本人的性格也与徽宗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将北宋灭亡的结局,向徽宗面对的一个个决策追溯时,悲剧的产生便呈现出各种偶然性,在这些偶然性背后,是否仍有必然的因素值得反思,比如党争?

伊沛霞: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避免的(inevitable),所以你应该用“充满偶然的”(contingent)来形容,事情的结果取决于很多不同的事件。因此,我仍然会认为,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即使到了1120年,如果没有方腊的叛乱,军队会有更好的表现,能够扭转局势。所以,我不认为北宋末期的一系列事件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只是在同一时期同时发生了而已。如果不仅仅专注于北宋灭亡的结果,你能够看到一个更有趣的故事。

(参考资料:谢一峰《重访宋徽宗》,方诚峰《评patricia ebrey,emperor huizong》。感谢杨旻辉对本文的帮助;李南希、实习生钟昱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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